江川一直比较关注大陆的舆论反映，发现比日韩更有意思。
媒体普遍点赞，甚至有些过誉，对影片的故事性、思想性都比较认可，一致认为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实至名归。
由于理念上的契合，几家重量级官媒都称江川为思想进步的艺术家，口径一致，这也已经是很高的评价。
09年是个好年头，因为08年的次贷危机，饺子布什大力度改善了双边关系，所以曰本也跟着改善对华关系，尤其是鸠山首相上台后一度非常亲善，所以舆论氛围也改观不少。
有些媒体比较强调这是中日韩合拍的电影，详细分析片中精彩片断，赞赏江川的导演、编剧能力之余也称赞了王洛丹、王千原在剧中的表现。
不过目前大陆经济刚开始腾飞，对外还以仰视为主，对日韩生活水准有许多荒谬的认识，所以不少观众对影片中的贫富差距比较无感，甚至认为无病呻吟，身在福中不知福。
《寄生虫》的结尾，富人家的豪宅换了主人，穷人家儿子发现自己杀了人的父亲其实没有逃走，而是躲在之前王千原躲过的地下室里，靠着深夜出来偷冰箱里的食物度日。
于是穷人家的儿子立下志向，一定要好好奋斗，想办法买下豪宅，这样就能和父亲团圆了。
这个结尾似乎充满希望和光明，看网上的评论，相当大一部分大陆观众因为不了解韩国的社会情况，真以为穷人家儿子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大陆处在高速发展期，几年之间冒出来大量财富精英，许多人白手起家甚至一夜暴富。
这样的认识偏差当然削弱了影片的锐度，弱化了主题思想，将绝望理解成了希望。
日韩观众显然更加明白，一个阶层固化了几百年的社会，对穷人家儿子而言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考入名校，而后创业成功才能达成目标，现实中这种希望是微乎其微的。
尤其是穷人家儿子复习四年都没有考取大学，同学都大学毕业出国留学了，基本已经证明学习能力有限。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是，也有不少媒体借机鞭策大陆电影界：“曰本、韩国的艺术家能拍出如此思想深刻的作品，咱们的电影人都在干什么？”
何况这个题材政治正确，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导演拍出来的呢？
江川不太赞同动不动就搞这样的灵魂拷问，艺术和经济一样都有发展过程，电影是艺术也是工业产品，而大陆才刚刚进入工业社会。
生产一种电子产品需要从简单的装配开始学起，而后建立自己的生产线和品牌，最终研发更新一代的产品，这是个学习提升的过程，电影行业也是如此。
不过江川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某一个方面只要不是世界第一，就是很差劲，哪怕是世界第二都没意思，一定要第一。
而且不但产量得第一，质量不行同样狗屁不是，同样是丢人现眼。
这样的思想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当然能够促进崛起，但也制造焦虑。
不过同样有媒体指出：“《寄生虫》本来就是合拍的，三分之一主演是大陆的，而导演雪野江川也生在大陆，有一半中国血统。”
这些媒体也更大力度和范围地介绍了江川的身世，这样一来他的半个中国人身份就更加广为人知了。
何况中国人有极强的包容性，江川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更加增强了民众的认同感。
程子宁告诉江川：“虽然春苗基金成立时国内媒体宣传过你，但力度远没有现在大，而且一些网络媒体也掺和进来无孔不入，这些人对你的身世细节特别感兴趣，我都被采访很多次了，有些人甚至堵到爷爷奶奶家里挖材料，好像想搞出什么大新闻来似的。”
不过关于江川的身世，官方已经有标准的介绍：出生于曰本书画世家小野寺家族，家族数代都从事绘画艺术工作，爷爷小野寺秀树因为热爱中国绘画艺术而前来大陆，并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而后死于战争，父亲跟随奶奶滞留中国，生根发芽结婚生子，诞下了江川，出生证明和当时户口上的中文名是韩江川，一度拥有中国国籍。
但仍有许多人不满足于官方介绍，普遍有个疑问：“江川的爷爷为什么扔下妻子一个人回曰本，四五年战争结束后，他的奶奶和父亲明明有很多机会返回曰本，为什么滞留不走呢？”
这个谁知道为什么，当事人都去世了，江川非但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感兴趣。
然而这些人中也有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提到了一个有类似经历的曰本人瀨戶內寂听，把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
瀨戶內寂听原名濑户内晴美，是曰本的奇女子，著名的作家，和川端康成、黑泽明等人一样获得了大曰本文化勋章，早年风流放荡，写情色出道，晚年皈依佛门，法号寂听。
瀨戶內寂听出身不错，读过京女子大学，大学期间就嫁给了一位文化学者。
1943年新婚不久，寂听的丈夫被请到辅仁大学也就是现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