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历朝历代以来，征收赋税都是实物赋税，所以百姓们以缴纳这些实物，给当地的官府以充当赋税。
这对百姓们来说，一方面是避免这些实物拿到市场上被商人压榨的痛苦。
二来，这些个特产生产地能够将粮食之外的物产抵税，对百姓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粮食产量都很好，有些地方就是有特产能抵田赋，相对来说，已经是不错的。
最大的受用的当然是地方的官府。
在古代，地方官府是没有单独的办公经费一说。
他们的办公用品，就是从这些实物赋税当中获得。
甚至抬轿子的轿夫、吹喇叭的、搬东西的、押解粮食的，官府都不需要出钱，完全就是摊派到丁差里，百姓得去服役。
如今的服役多数指当兵，以前的服役，是去给官府当免费劳动力。
而对于这一点，朱元璋是非常有深刻印象的。
当年的元朝就是如此征收实物赋税，他家里边不仅要种粮食，还得种棉花。
因为棉花也是可以抵赋税的，可是后来赋税越来越高，棉花要得越来越多，家里面根本就入不敷出。
最后被逼迫的，只能卖田卖地，去外面买棉花来交赋税。
以至于父母亲都沦为刘德家里边的佃农，再也没有了田地。可是即便是没有田地的佃农，压在你身上的赋税额度，还得交。
但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明知道这种赋税制度，迟早有一天会因为老天爷不赏饭吃、官府官员越来越贪婪等原因崩溃。
但让朱元璋非常痛苦的是，他居然找不出一种更好的办法来代替。
这就真的是屠龙者终将成为恶龙的悲哀了。
朱元璋的脸色越发的沉重。
而夏元吉却依旧说道，“如果官府所用、朝廷征收，都能够在合理的水平，百姓不会反对。
毕竟没有买卖人在中间进行压价，他们田里面所长出来的产量，是足够应付朝廷的征收和地方官府的征用。
甚至就连徭役、差役百姓们也能够接受，毕竟能抵税，不农忙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
只是天灾人祸相继而来，制度就显现出它不灵活之处。
陛下、殿下，作为常人来讲，都能明白，地里所产多寡，完全是由天而定，今年丰收明年歉收，这种事常有。
更遑论近年来，大旱、水涝不断，粮食产量、物产产量歉收，按理说，官府征用和朝廷征用，应当根据年景好坏，相应作出弹性改变。
但往往事与愿违，近年来工部、兵部都在加大对百姓的盘剥。
尤其是淮河沿岸百姓，由于常年的水涝灾害，修堤坝以及改造，全由民户当中进行佥派徭役完成，导致民间劳动力不足。
加上连年的干旱，连年的水患，使土地越发贫瘠，粮食、作物产量锐减。
棉花、桑麻等等需要精心护养之物，连年的歉收，并没有使地方官府和朝廷的征用减少。
于是往往逼迫当地的百姓不得不变卖家产，去购买所需上缴官府，完成摊派到自家身上的定额。以至于里甲制度，原本可以满足好年景，官府之用，朝廷之用，变得不那么灵活，变得让百姓们难以承担。
更为恶劣者，民户分九等，本应上户多纳粮、多出丁。然则豪强、士绅勾结官府，借优免特权便利，隐瞒人丁、田亩，耍尽花招，成为下户；奸猾之徒，又托为客籍用以规避；下户穷民如实上报，反倒荣升为上户。
更有无良官府，不顾民之疾苦，每造黄册，必求多溢前额，应删者不删，不应增者反倒在其册，甚至人亡而为册上之丁；黄口小口，亦成追缴赋税之资。民间称之为，‘代纳’、‘包赔’。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却少丁差；贫民无立锥之地，反多徭役。
大明国力尚强时，能勉力支撑，若转衰，恐多祸端。”
当夏元吉带着悲愤说完这番话后，朱标和朱元璋父子二人脸色变得越发沉重。
虽然夏元吉说的，和前段时间凌汉为了营建崖山村，向户部要钱，出现的户部、兵部、工部互相扯皮这些事，事情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
那就是原本赋税征收，应当由管理天下田亩人口的户部去完成，但是兵部和工部由于他们一个是以修建工程为名，一个是以征收武器装备为名，相互的盘剥百姓。
甚至把这块肥肉当做了到嘴的实物，咬在嘴里就不放松。
以至于在地方上，工部下辖的衙门，甚至连漕运衙门都紧紧地盯住了徭役这块大肥肉。
由于徭役的签派，往往使地方上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缺乏作物失去养护，产量锐减。
更为可恶的是，徭役签派是根据民户的等级来摊派，越富有出得越多。
但夏元吉也说了，有钱有势的，勾结官府，把自己的民户等级降成下下户，那就不需要出多少的人丁和赋税。
反倒是那些老实巴交、没权没势的，成为了缴纳赋税和服役最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