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石从程若凡的话里面听出了一点不自信。1970年，李润石没有再次竞选党主席后，新的政府政策就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原本倾向于公平的政策转向了“使用者付费”的模式。
如果从1915年开始计算，何锐搞革命的30年中，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1945到1970年，李润石时代靠着何锐的产业政策规划，高速发展的同时搞平等政策。
55年中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让人民有能力消费，网络时代又给消费提供了空前的信息。所以过去10年中，针对各种需求的消费品以及消费项目爆炸性增长，空前的消费力让中国经济达一骑绝尘。
不仅在国内，中国消费者10年处境旅行超过8亿人次，中国消费者们挤爆了全球。从亚洲到欧洲，从非洲到美洲。在城市，在乡村，在原野。从山巅到幽谷，从陆地到海洋，但凡是历史课本上有记载的地方，中国消费者们都想去一趟。
这种消费让世界也享受到了中国消费力的红利，同样也创造出了无数骗人的噱头。
对于这些事情反感的人可不少，情绪化的观点认为，“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理性化的则认为，“理性消费，克制冲动”。
那些争论提升后，就变成了虽然也尝试着运用理论，然而理论水平不高，各种似是而非乃至于错误理念满天飞的互撕。
互撕到后来，就变成了将何锐与李润石给对立起来，成为看似两种意识形态枉顾事实，按照所谓的“理解”，举着两面旗帜对立的局面。
实际上当事人和周围亲自经历过的人都很清楚，何锐与李润石之间完全没有对立关系。
所以李润石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故意搞事。把水搅浑，从中牟利。
从利益角度去分析，纵容乃至于推动消费主义的人中，有的图钱，有的图政绩。
从学术和思想利益去分析，很多人做惊人之语，谋取的是学术地位。有些则是试图夺取民意的引领权，试图构建一套有影响力的思想体系。
李润石支持劳动者通过劳动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李润石也不反对搞出新的正常商业模式，通过降低流通消耗获取利润的商业模式。
即便李润石不支持有少人通过拼命研发技术，试图搞技术壁垒来赚钱。但是与这种人的斗争也算是一种在进步中对于“落后进步动力”的斗争与改造。
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李润石不支持那些通过制造消费习惯，挑逗人性，乃至于制造思想体系去攫取他人利益的那些人。此类人就是坏人！
何锐在世的时候对这种人的打击也从不手软。在打击通过欺骗与诱导获利的坏人方面，李润石与何锐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讨论了一阵，程若凡说出了自己的整体看法，“这件事，从泄露个人信息入手。我听说，行凶者的父母是体制内成员，动用了体制内的信息数据系统搜索了个人资料。”
李润石没有开口，只是点点头。政治斗争必须有一个印子，从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角度入手。当然，如果非常多的体制内成员认为，公权就该私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程若凡继续说道：“以前的中国，只有少数人才能用自己的钱或者家里的钱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何主席虽然预料到了现在，却没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引导人民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一直认为，何主席是期待李主席能够在这个时代发挥出您作为哲学家的能力。”
“……若凡同志，你是认为我应该更早的改变政策么？”李润石问出了他一直想问，又不愿意触及的问题。
程若凡点点头，“我已经明白李主席绝不会那么选择，因为那是唯心主义的模式。何主席是认为，全力推动技术突破，制造出那样的时代，然后由李主席您这样的哲学家在人民的诸多困惑中指出正确的生活方式，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从唯物主义角度看，这是完全错误的思路。社会发展绝不会是何主席所料的那样。
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很多时候总会有一种冲动，认为局面很有可能如何主席所料的发展。”
李润石摇摇头，“社会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而把社会推到那个阶段，其发展肯定会与设想的大相径庭。我的态度依旧没变，哪怕是何主席在世，我也会明确表达我反对的态度。”
“……可是在我看来，何主席对李主席的期待，就是现在李主席要做的么？”程若凡还是有些意难平。
“何主席对于世界发展的想象令我印象深刻。我见到了对产业发展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现实如此高度重叠的想象。但是将想象当做现实，绝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说到这里，李润石也很感慨，他去书房抽屉里摸出了很久没抽的烟，给程若凡让了一根，自己也点上一根。就如年轻时候大家一起在讨论工作那样，在烟雾弥漫中，李润石感觉到身体受到的刺激对抗了思考带来的焦虑，才继续说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