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很是认真地考虑了一番，觉得主要原因有三点。”皇帝比较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立场——毕竟这是一套连自己都需要加以熟悉的思考逻辑，“其一，战争打到现在，日本支撑不下去，中国也是勉为其难，没有金融上的妥善安排，难道不死不休，拼个两败俱伤？这场战事本来就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只要体面地结束了战争，收回了胶州，成效已经显著，再打下去既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没有死缠烂打的必要，何必勉强呢？其二，倘若因一时之愤而不顾大局，一旦日本金融崩溃，我们难免遭受池鱼之殃，到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阀、财阀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矛盾，是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外发动战争的，目标当然是中国，岂不是无妄之灾？其三，现在欧战正酣，列强对于远东商品需求极大，对于远东维持和平局面抱有很高的期望，如果帝国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工商发展上去，收益远较战争来的可观。”
“皇上圣明。”载泽听了这番解释，脑筋一时还转不过来，但“圣明”还是要称颂的。
“载泽，你是明白人，你看看现在铁、煤、棉纱、粮食是什么价，战前又是什么价，中日两国难道有钱不赚，白白便宜他人？日本虽然工业基础强于帝国，加工、生产、制造的水平也高于帝国，但却严重缺乏资源。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帝国控制了原材料的价格，就可以从日本地利润当中割下一大块来。”皇帝谈起这个就眉飞色舞，“弄得好就是大家发财，有必要和饿虎争食么？”
载泽恍然大悟，这才是谋求全局的大智慧，“只是……”他喃喃地说，“日本方面肯就范么？”
“日本要这么听话，朕还要你们这帮股胘大臣做什么？”皇帝趁热打铁。“这事与帝国而言是纯收益，区别在于获益大小，对日本而言。是利弊相间，得失各有的情况。能不能让他们认清形势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环。梁敦彦要做朱尔典的工作，你便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只要这事成了。你便是首功。”
“皇上，国防军会不会戳臣的脊梁骨，骂臣是卖国贼？……”载泽不无忐忑，“乘胜求和自古都是大忌，几十年前李少对法国人弄出这样一桩公事来，到现在有人都不放过他。
”
“不碍事，不碍事……”皇帝摆摆手，“有朕给你们撑腰，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做。铁良不会有想法的，他本人也赞同有限战争的目标哩。”
经过皇帝地一番开导。载泽虽然仍然疑问满腹，但毕竟有了头绪，有了可以充分思考的空间。
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能猜测的，往往你猜测了也只能得到一个错误地预测。或者说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皇帝看得很准确，虽然中日两国并不是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但起码现在挽救日本地汇率和金融体系，不仅对日本有好处，对中国也是必要。何况，皇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告诉载泽——这不是皇帝故意要显示自己的高明而留一手，相反，却是为了更好地办成事情。因为，以当时人类地智慧，即使聪明如载泽等人也很难理解这中间的奥秘。这个奥秘说穿了一文不值，其实就是汇率与生产力的关系。
诚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汇率都是和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汇率是货币的国际价格，生产力要得到体现，必然需要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决定货币内在价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其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汇率是生产力在货币领域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他的汇率指数指相对指数，不是指绝对数值就高，一个国家地生产力水平不高，他的汇率指数肯定不会高。
个中逻辑非常简单：生产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强＝等于商品种类丰富、技术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场竞争力、市场需求大，为了换取生产力水平高国家的商品，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地国家只能千方百计地获取高水平国家的货币以便完成交换，而一旦对高水平国家货币地需求超过平衡点，就会推动该国货币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场就是汇率的上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制造2条裤子才能换回一家波音客机，如果以劳动时间来衡量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关系如果反过来推导，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在生产力水平一定期限内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汇率水平与商品竞争力成反比，高汇率容易窒息以该种货币作为本币计算的单位商品的核心竞争力。
当然，汇率和生产力水平决不是等价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有可能真实，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决不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总体而言是一条上下波动频繁，长期平均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曲线，不能认为高汇率指数就等价于高生产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汇率能与生产力水平截然分开。比如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汇率就显得没有用处，一旦实行价格管制，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对应反射将很快失真。
以林广宇穿越时的世界为例子，在和平时期，美国本土是不可能生产廉价服装的，从汇率的角度来说那样远远不划算，本土2元可能连条裤腿都做不出来而如果进口2元就可以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