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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参劾李德顺非但不是诬告，反而处处有真凭实据，从舆情的角度而言，隐约还带有为民请命的味道。
李德顺系广东人，出身卑微，倒也聪明能干，学会了德语，入了北洋洋务局担当翻译，后来凭藉着流利的德语再加机缘巧合居然娶了个德国女人，一直在胶州湾一带厮混。庚子后，杨士骧攀缘着袁世凯这棵大树飞黄腾达，两年工夫便由直隶候补道做到了山东巡抚。山东是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他经人介绍后便认识了李德顺。
李德顺从底层出身一步步进入上等社会，表现可圈可点。其发迹的原因除了才干之外，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水平也功不可没。他对杨士骧极尽巴结之能事，而后者因为德人在山东坐大的缘故，也迫切需要精通德国事务的人才。李的才干，李的秉性脾气，李的德国背景，再加上李与德国官员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都使杨士骧对其另眼相看，经常委托其负责处理与德国相关的交涉。
李德顺对杨士骧交代的差事异常上心，在他多方奔走、上下游说之后，连带着杨士骧跟德国驻山东官员的关系也愈发密切，手段亦愈加灵活——其中也有不少的德国官员抵挡不住，在中国特色糖衣炮弹的面前败下阵来，甚至迫使德国本土缩短了其外派官员驻山东的任职期限，以免为华人所腐蚀。由于一直在山东与德人相安无事，杨士骧在朝中竟博得了通晓洋务的称号。袁世凯内调军机之后，慈禧认为他才堪大用，便让他替了老袁的位置，做了直督和北洋大臣。
杨士骧发达后自然不会忘却李德顺的帮助，正好此时中国借英、德两国贷款修造津浦路，合约中明确规定南北两段需分别聘请英、德总工程师。时任督办大臣的吕海寰虽是驻德公使出身，但压根就不懂德文，局面一直很难打开，杨士骧便推荐了李德顺出任津浦路北段总办，全权负责与德人交涉。
李德顺上任后，仗着精通德语和直隶总督撑腰的背景，不但在北段工程中大权独揽，就是连顶头上司吕海寰都不放在眼里。在工程修建上，他擅自变动修筑监理程序，从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原本价值200两银子的田地经他评估后说不定不值20两，田主如果稍有异议，李便祭出“妨害公务、诽谤外交、侮辱朝廷命官”的法宝而打倒之。倘若有人通晓门路，先行打点，则不值100两的荒地能被他估成500两，差额部分便由他与田主平分。
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除营私舞弊外，李对德国人异常谄媚，几乎将自己当作了德国人的狗腿子。有人评述，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管借款，为了借款不惜以路权抵押，买办洋奴作风十足，堪称卖国有方——但至少是明着卖，是商量着卖，还有那么一点廉耻。梁士诒接任后，一改盛宣怀的买办作风，全力相争，主张以铁路经营权为抵押借款，虽然在洋人强势的条件下很难保证主权，但毕竟形势大为改观——津浦路的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聘用英德总工程师一人以外，合同没有别的束缚。由于中国缺乏铁路工程人员，聘请外人为总工程师其实根本就是势在必行，亦不算卖国。
李德顺倒好，将梁士诒呕心沥血才争取来的优惠条件全部放弃。不但将铁路修筑款存在德华银行坐收低额利息贷款利息却是高额，还擅自设立了如副总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的职位，聘用了六十几名不干活、只领钱的德国人。如果有真才实学，那顶多算是冗员，让人受不了的是，这些德国人压根就没什么学问，有一个甚至是德国马戏团的小丑，想来中国淘淘金，结果被李德顺糊弄成了副监察长，每天装模作样地在工地巡视30分钟后就能领到1000两银子一月——当然，其中有400两要孝敬给李先生。如果李是两眼一抹黑的老顽固，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中国人被洋人骗的多了，多他一个李德顺亦不足为奇，偏他还以精通德国事务著称，岂非滑稽。
倘若事情只发展到在这一步，那人们不满归不满，还不至于有极端的反对情绪——中国哪个当官的不为自己牟取好处？坏就坏在李德顺贪得无厌，居然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
当时天津华商的聚集地都在城东城北，那里不仅商贸发达，人口亦是密集，地理环境优越。铁路总站即便不考虑繁荣，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也应该设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河北。南关地方虽然空旷，但纯属不毛之地，同时由于津浦路还要承接京奉路入京的任务，后一条线路的车站已经设在河北，如果新总站设在河南，等于需额外铺设铁路绕行直穿就是天津城区，不可！，不但成本要增加，转车也是一大困难。袁世凯任直督时便一直坚持总站设在河北。等杨士骧接任，李德顺便推翻原议，要求弃北就南。
难道100年前的李德顺这么早就考虑到了环保问题？这么早就预见到铁路站会对人口稠密处造成噪音污染？无它，但营私耳！
原来南关东面不远处就是德国租界，铁路站一旦设立在此，德租界之区位优势将尽皆显示，牢牢占据水陆要冲，他一直坚持弃北就南就有德国人在背后推动——但这还不是最主要
